秦岭本是地理意义上的南北分界线，但在两宋320年的历史进程中，因与西夏、吐蕃诸部等政权的互动政治格局，在不经意间超越了自然地理的原始定位，不仅成为横断南北的战略边界，更化作连接东西的民族互动廊道。
首先，在地缘格局上，秦岭是宋与周边政权博弈的战略要冲。北宋立国之初，西北边地便处于多重压力之下。秦州（今甘肃天水）作为北宋西北军政重镇，在抵御西夏东进的同时，也担负着联络吐蕃诸部的使命；凤州（今陕西宝鸡凤县）则因控扼嘉陵江河谷地带，成为北宋军队粮草转运的关键节点。除西夏外，秦岭西南的吐蕃诸部中，唃厮啰部（活动于今青海东部、甘肃南部）为对抗西夏，主动向北宋示好并结盟，使秦岭西段的河州（今甘肃临夏州）、岷州成为汉藏民族往来的重要通道，也为后续民族文化交融奠定了基础。
金政权占据中原后，与南宋以秦岭-淮河为界。其在秦岭北侧设置京兆府（今陕西西安市）、凤翔府（今陕西宝鸡市）等重镇，以图南下突破巴蜀之地；南宋则在秦岭南侧的兴元府（今陕西汉中市）、金州（今陕西安康市）等地构建防御体系，由此秦岭的边界属性被进一步强化。此时的秦岭，不仅仅是地理边界，更是宋金军事对峙的主要战场。而战争带来的人员流动与物资需求，反而在客观上间接推动了民族交融。
其次，在榷场互市方面，推动了民族交融的经济实践。尽管秦岭是宋与周边政权的天然战略边界，但它并未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。诸如陈仓道、褒斜道、嘉陵江河谷天然通道等，让秦岭地区成为沟通南北、连接东西的经济廊道。而支撑这一廊道顺畅运转的核心要素是榷场。自北宋中后期起，随着秦州战略地位的提升，秦州榷场成为规模最大的宋夏贸易集散地，宋境内的丝绸、茶叶、铁器等经此地运往西夏，而西夏的马匹、皮毛以及药材等则由此输入中原。宋金对峙时期，秦岭榷场的分布更具对称性，南宋在秦岭南侧的兴元府、金州等地设立榷场，金政权则在北侧的凤翔府、京兆府对应设场。榷场的设立，不仅带动了秦岭地区的经济发展，更直接推动了多民族杂居。许多商人因长期生活需要在榷场周边定居，逐渐形成了党项、吐蕃与汉人混居的村落。这种自然聚集、互通有无的多民族聚居，是两宋时期秦岭地区民族交融最鲜活的体现。
再次，在文化互鉴方面，奏响了秦岭地区多元文明的交响曲。伴随经济交流的深入，文化层面的互动也随之活跃。宋、西夏、吐蕃、金等不同的民族文化在此交融，形成了独特的秦岭多元文化圈。
在宗教方面，秦岭沿线佛寺众多，随着宋与吐蕃唃厮啰部的交流加深，藏传佛教也逐渐传入秦岭，形成了汉藏佛教共生的局面。道教的发展同样体现出交融特征，道教全真派在终南山创立，成为跨越民族地区的重要道教流派。秦岭地区也由此成为汉藏佛教、道教与儒家文化多元融合的兴盛荟萃之地。宋代山水画通过榷场传入西夏、金等地，进而深刻影响了其艺术创作。而西夏的游牧题材绘画、吐蕃的唐卡等艺术也丰富了中原艺术形式。乐舞戏剧等领域的互动同样频繁，宋代宫廷音乐的发展深受民族融合的影响，而西夏、金则融合了汉地乐舞风格。宋杂剧和金院本的融合，更成为元杂剧诞生的直接源头。
最后，在人口流动方面，是民族互嵌的自然推手。宋代秦岭地区的多民族交融，还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。北宋时期，由于秦岭地区是宋与西夏博弈的直接前沿，双方的驻军和移民屯田亦随之增多。南宋与金对峙时期，双方军队在进出秦岭的过程中，再次引发人口迁徙。在陕南地区，由于金人长时间未能实现目标，转而在凤翔府开垦屯田，作长期驻守之计。这些因素共同促成秦岭地区各民族大杂居、小聚居的交错分布格局。人口的大规模流动，不仅重塑了秦岭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，更推动不同民族在共同生活中形成文化认同，逐渐呈现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交融态势，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。
回望宋代秦岭地区的多民族交融，绝非孤立的历史事件，而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一环。就当时而言，秦岭地区的民族交融有效缓和了宋与周边政权的对立态势，宋与西夏、金通过秦岭沿线的榷场构建起紧密的经济依存关系，彼此物资互通既满足了民生之需，也使战争成本显著提升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大规模冲突的爆发。文化层面的深度互鉴更推动民族认同感持续增强，西夏仿宋制修订法律与礼乐制度、金代尊孔崇儒推行汉学，俱使中华文化成为跨越族群的共同精神符号，各政权间的对立情绪逐渐消解。以长远而言，两宋时期该地区的民族交融为后世民族大融合筑牢了根基。明清时期，秦岭地区迎来新一轮大规模移民潮，至清中叶，秦岭地区已形成汉、回、藏、满等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局面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得以进一步巩固与深化。
（秦岭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、上海师范大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 赵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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